一、突破封锁线，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人员共8万6千人，从赣南的瑞金、于都和闽西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踏上征途的红军指战员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

　　“现在离开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我们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去？还会不会打回来？根据地留下来的群众怎么办呢？”

　　这些疑虑和问题象铅一样重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干部只好对战士说：“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让往哪走，我们就往哪用劲”。红军战士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白白地费劲，就太不值得了。

　　“前几次反围剿，我们越打越有劲。部队扩大了，装备改善了，地区扩大了。可这次反‘围剿’以来，我们与敌人堡垒对堡垒的打了大半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虽然也打了几个胜仗，但阵地还是丢了，部队老是减员，苏区老是缩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战略转移是以博古、李德为首的最高三人团秘密决定的。1934年9月初，蒋介石的50万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四周的大部分要地，很快就要发动更加凶狠的攻击。到了这种万分紧急的关头，最高三人团才下了最后决心：红军立即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然后放下行李，和二、六军团一起创造新的根据地。

　　10月23日，红军在江西的安远、信丰间顺利地突破了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横渡章水，进入粤北。这道封锁线与其说是突破，不如说是通过。守备在古陂圩的一营粤军一触即溃，只用半个小时，红军就占领了古陂圩。战斗怎么会如此轻松呢？原来在长征前夕，红军利用粤军头目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及陈害怕红军南下广东的心理，同陈达成了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借道、互相通商等五项协议。

　　蒋介石在红军实施突围的第六天才得到消息。急令湘军和粤军在广东仁化至湖南汝城间以及湖南郴县、宜章间设置两道封锁线。可是湘军和粤军都力求自保，不愿为打红军而损兵折将。对蒋介石的命令，他们阳奉阴违，都把重兵调至能够阻止红军进入本省腹地的必经之处，在这两道封锁线上只是摆了个样子。这样，红军从11月1日至15日，又比较顺利地突破了这两道封锁线，于11月中旬，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

　　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他任命湘军头目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西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出乎蒋之所料，桂系头目白崇禧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白崇禧为什么会撤兵呢？其基本原因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11月20日，他看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而撤兵。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我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全州和兴安交界处的渡口，并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遗憾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只因带的东西太多了。

　　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既然要搬家，坛坛罐罐都得带走。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后方运输队。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试想，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为保证军委纵队安全，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在全州山脚同湘敌血战两昼夜；三军团、五军团与向我侧击的桂军在灌阳以北进行了3天殊死的搏斗。到12月1日，中央军委纵队才全部过江。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整个战役，红军损失了近五万人。

　　湘江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