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2年初，国内几家报刊相继发表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朱德签名赠给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延安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众所周知，斯诺曾于1937年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而斯诺依据的资料来源于何处？就是这本沉默了六十年的旧作。　

　　《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是毛泽东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引起国内社会各界的惊叹与关注。1936年8月，斯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进入红区采访。当时红军处境极为困难，二、四方面军尚在途中，陕北红区被国民党军团团包围。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争取群众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虽然这些年轻的红军干部不是专业作家，文字尚显稚嫩，大家写作的积极性很高。张爱萍写了十八篇，童小鹏写了七篇。李一氓在巡视部队的旅途中，抓紧空余时间一路走一路写，完成了三万字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两百篇作品。斯诺看到了其中一部分，还在左权那里看到了红一军团编辑的《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据斯诺自己说，他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三十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1937年在英国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红军长征的故事就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开来。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全面介绍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情况。其中许多生动的情节直接引用了《红军长征记》。如讲述红军经过贵州茅台，占领了当地酒坊。大家痛饮茅台酒，洋顾问李德喝得酩酊大醉。出发时每人灌上一壶，在行军中擦脚消毒，减少了打泡溃烂的痛苦。这一段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后来被演义为红军在茅台的酒缸里洗脚。另一段讲述红军一个团在雪山行军，迷路断粮的情形，上级迅速派出运粮队，赶着牦牛前往救援。当红军冻饿濒死之际，运粮队及时赶到，挽救了数百人的生命。这段引自舒同的《芦花运粮》。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幽谷”是化名“王牧师”、安排斯诺进入陕北红区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在红区活动时也得到了部分《红军长征记》的原稿，据此改编成文章，交《逸经》杂志社长简又文（别号“大华烈士”）发表的。《西引记》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半个月后，叶圣陶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转载了这篇文章。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黄峰编《第八路军行军记》，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了赵文华编《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同月复兴出版社出版了大华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都是在《西引记》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随着斯诺的著作译本出版，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然而，《红军长征记》却迟迟未能出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截止到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两百余篇，五十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负责编辑。经过加工修订，于1937年2月选定一百一十篇，三十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抄写了二十份。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因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离开等原因，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红军长征记》。它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作为总政治部的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内容包括文章一百篇，诗歌1十首，战斗英雄名录2两份，附表三份。由于当年印数很少，加上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国内现在已极为罕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一套原始版本，弥足珍贵。

　　二

　　这些年来，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中最引人注目的题材。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史料、研著作和影视作品可谓洋洋大观。这部《红军长征记》的价值何在？

　　首先，它是长征最原始的记录。研究历史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最原始的记录往往最接近历史事实，而以后的记载往往走向两个方向：是随着档案的披露，历史事件表象到内在都逐渐清晰；一是为尊者讳，只宣扬胜利而掩盖曲折困难，使历史偏离了本来面目。历史能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东西，不是长篇大论的总结，而是生动具体的细节。当我们阅读希罗多德的《历史》，温泉关血战那段斯巴达王利奥尼达率领三百勇士与波斯人血战到底，全部壮烈牺牲的记录给人一种英雄主义的震撼。司马迁《史记》中鸿门宴的描述，用极简练的笔法将项羽、刘邦、范增、樊哙等人物的个性写的栩栩如生。讲到长征，读者最关心的是红军将士的亲身体验。这漫长的路途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经了多少艰难和痛苦。《红军长征记》是亲历者的回忆，而且多为具体情节，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长征的过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与“左”倾机会主义、逃跑主进行错综复杂斗争的过程，当初撤离江西苏区时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长征初期红军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前后的围追堵截，形势分危急。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三军团四师行军中边走边精简行李，宣传队的小鬼看到把他们演戏的道具--土豪穿缎子长衫、小姐穿的旗袍都丢了，痛心得要哭出来。其实上级命令连多余的文件、书籍都烧了，怎么可能留下这些东西呢！夜晚休息时又遭敌人袭击，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阵地，掩护大部队突围。这反映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和险恶环境。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了抢渡湘江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丢失。然而红军凭着顽强的精神，强渡湘江，摆脱了敌人。小朋的《残酷的轰炸》记述红军在四渡赤水行军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悲惨场面：“走到被轰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的叫痛，是在可怜的哭啼，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助。他们手足断裂，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的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决的志气，相反的更加痛恨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些真实的记录说明，长征绝不是轻松的漫游，而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用鲜血和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

　　其次，《红军长征记》的每一篇回忆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当年红军走过的川西北地区，今天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松潘草原的蓝天白云，九寨沟、米亚罗的原始森林，令游客感到如入画中。但在《红军长征记》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到当地的风景。当时红军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严重的缺粮使大家终日忍受饥饿的煎熬，森林中出没着藏族土司武装，不断向红军打冷枪，掉队的同志常常遭到杀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成了等大事。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红一军团二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因迷路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六团指战员。当他们及时将粮食运到时，六团的同志们激动万分。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而莫休宁肯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马背上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这些回忆录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难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升华。将伟大融平凡，无疑是红军精神最突出的体现。在艰苦的岁月里，正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使这支队伍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壮举。

　　三

　　如果超出革命史的范围，从地理学、社会学、民俗等角度看，《红军长征记》就更有看头了。当年他们经过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多种情况，是红军首次记录的。这使我们大开眼界，不仅了解红军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而且了解到许多过去没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的情况。童小朋《忌的一天》讲述在广西边界地区翻越高山时体验“瘴气”的经，上级说深山中的水有毒，行军时不许喝溪流的生水。大家冒着炎热，忍着饥渴行军。到了山顶，看到一股清泉，不怕死的人终于忍不住了，拿出碗来就喝。守纪律的人还是不敢，等到休息时才拼命喝开水解渴，以致烫伤了舌头。到下山时也没看到喝泉水的人中毒，只有一人喝得肚皮胀痛。这下破除了千年来的迷信，传说中的“瘴气”原来不是么回事。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记录了凉山彝族生活的情况，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在海子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场面。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生动描述了藏族官寨的建筑特色，惊奇在荒凉地区能建起这样坚实壮观的碉楼。藏族土司的佛堂里诚地供奉着金碧辉煌的菩萨，在书房中却摆着汉文的《三国演义》。既表现了藏族传统宗教信仰，也反映出汉族文化传播的情况。由于红军的经过和谢老的记载，土司宫今天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吸引着来自各地旅游者。尤其值得地理学家重视的是红军长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数地名都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上并无记载。今天经过考证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准确，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听口音记录的。如翻越六盘山时经过一个叫“布置要岘”的地方，准确的地名是“堡子崾”。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等，都是藏语音转，与汉文的字意无关。如同地理发现一样，正是因为红军走过，些偏远地区才被记载下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从文学角度看，《红军长征记》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军事文学品集。其中不少生动情节成为后代传诵的故事。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了红军三次强渡的战斗经过，既有战士们不畏艰险，冒着枪林弹雨飞渡的场面，又有机智的连长潜伏一夜，出制胜的情节。不是亲临前线的指挥员，不可能如此生动、细腻地刻画战斗的全过程。这些情节后来在电影《突破乌江》中都有体现。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描绘红军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高喊“要桥不要枪”的豪言壮语，对岸敌军从未见过这样不怕死的对手，心理崩溃，纵火逃命。周士第的《吃冰淇淋》讲述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淇淋”，谈笑作乐，表现红军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忙里偷闲，考察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作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者风范，既如实记录了革命历史，也给后人留下了学术研究的素材。

　　长征是一本读不完的大书。六十年前的《红长征记》，今天读那种原汁原味的感受，仍使人浮想连翩。经过认真的整理和校订，一个目前最完整的新版本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作为整理者，先将其中的一些感受写出。不知读者看到这部书后，是否有同感和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