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爱情故事
作者：洋顾问李德的尴尬
红军长征抢渡湘江刚刚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心乱如麻，他知道自己怎么也不能推掉失败的责任。但面对惨重的失败，他仍然不知随机应变，还自我标榜“坚定不移”，一心想着“坚决打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开创新的根据地、建立新的苏区！”
李德忧心忡忡，满面愁容，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边吸着烟。时已傍晚，部队已经宿营，刚刚从生死线上挣扎出来的红军战士们，衣衫褴褛，满脸征尘，疲惫不堪。有人看见李德走过来，也不愿和他打招呼，装出已睡熟的样子。李德根本没心情计较，可他忽然发现，在不远处的小树林边，有两个身影紧紧地抱在一起。刚刚经过血腥拼杀，居然有心情弄这事！
李德立即走过去，他决计弄个水落石出，看看是谁不识时务，胆敢违反纪律。李德气冲冲的脚步声，惊得两人立即分开，转脸朝来人看过来。李德看清了，果然是一男一女，胸中的怒火腾地升了起来。又近了一点，当李德看清了那个男的是谁时，他更是雷霆震怒了。
“周子昆！你，你无耻！”李德咆哮着，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喊道，“三十四师呢？你率领的三十四师呢？你把三十四师都送给了敌人，师长自己一个人跑回来，还有脸面到这里搞上女人！”
李德的大声嚷嚷，当即招惹来许多人，刚才还装睡的战士都跑了过来，其中就有李德的翻译伍修权。
周子昆见围上来这么多人，不甘示弱。“你记错了。”他冷冷地说，“从去年夏天开始，我就不再担任三十四师师长了。我现在是独立二十二师师长，属于九军团。这女同志不是别的女人，她是我妻子曾玉。她没有被批准参加此次大转移，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她是偷偷追赶上来的。我们并不是有意违反纪律。”
伍修权把周子昆的话翻译给李德。
李德知道自己错怪了人，但碍于面子他不愿承认错误。李德和周子昆只是在江西苏区见过一面，记得周子昆是三十四师师长，至于后来的情况变化、职务变动，他确实是不知道的。如果李德能道个歉，这事也就平静地过去了。可李德偏就放不下自己的架子，依然不依不饶：“你周子昆搞女人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仅这一点就违反了纪律。你们把周子昆捆起来，送交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最后枪毙！”战士们早就不满李德的瞎指挥，因而没有谁听从这不近人情的命令。
“你这是仗势欺人，胡作非为……”周子昆气得和李德争吵起来。
李德见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越发怒气冲天。
博古闻讯赶了过来，力劝李德压压火气。李德原想博古会帮助自己，因为以前博古总是和他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次，博古劝李德不要大动肝火，使李德颇为不快。他不接博古的话茬，只是铁青着脸，悻悻地走开了。
罗明与谢小梅的爱情
罗明，又叫罗善培，福建龙岩人。1895年生，1925年入党，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进行建党与组织农民斗争工作。1927年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3年，因所谓的“罗明路线”而被撤职，后调往中央党校任教务处长。
长征出发时，谢小梅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被分在了干部休养连。罗明则被分配到后勤司令部政治部当宣传联络员，主要负责收容掉队的伤病员。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遵义会议之后才结束。毛泽东在党内有了发言权之后，以前受到排挤打击批斗的同志，大多又重新安排了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罗明被任命为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后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当时是他的秘书。
红军第二次进占遵义，攻打娄山关时，红三军团担任攻击先锋。罗明被弹片击中，受伤倒在血泊之中。他的右臂大动脉血流不止，医生紧急处理之后止血效果并不好，经请示中央后，罗明被送往干部休养连治疗休养。
战争是残酷的，伤病是痛苦的。但就在这种残酷、痛苦里，夫妻两个人有了在一起生活的机会，也算得上是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
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来到黔西的北盘江渡口。一天，陈云代表中央找罗明谈话：“我们在贵州活动了一段时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扩大这一地区的工作，组织上希望你们夫妻俩作为革命的种子一起留下来，点燃起贵州的革命之火。看看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我们服从组织决定。”罗明虽然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想不通，但是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和他们一起留下的还有一个叫朱祺的人，他原是中央苏区总工会委员长。组织给一笔活动经费带在他身上，另有一枚戒指作为预备费藏在谢小梅身上。他们3个人乔装打扮，装作广西到贵州做生意的客商。可是，由于红军刚刚离去，贵州军阀小心翼翼盘查甚严，再加上满口客家话，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们很快被关了起来。
谢小梅被关在一个单间女牢里，罗明、朱祺也被分别关押。第二天提审时，朱祺用自己掌握的组织经费贿赂了法官，法官言称这是保释金，当即放了朱祺。朱祺独自脱逃了。谢小梅身上的金戒指也被狱卒搜去了，敌人见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索性放了他们。
两个人来到贵阳附近的一家小客栈，身无分文不能住店，只好谎称是生意人，被伙计骗光了钱财，想在小店暂且栖身，等联系上家里寄钱来后一并奉还。他们所述的遭遇引来了店主的同情，不仅让他们住了下来，而且还介绍谢小梅到保长刘简章家里当佣人，先解决吃饭问题。相熟以后，谢小梅求刘保长帮罗明找了一份工作，在警局里打扫卫生。可是，罗明因劳累过度吐了血，染上肺病，被辞退了。
只剩谢小梅一个人干活了，为了糊口和给丈夫治病，她只得没日没夜去干活。
正在他们度日如年的时候，罗明在上海的一个亲戚寄来了50元钱，却被姓刘的保长无故扣去30元，只交给谢小梅20元。得到这笔钱，谢小梅还了店主的钱后，拿着剩下的钱高兴地去街上买来几件换洗的衣服。稍微收拾一下，带着重病的罗明准备到市郊安顿下来，以待时机，开展工作。但是，他们刚出城，又被巡逻的军警扣住了。罗明被敌人怀疑为共产党而抓进牢狱严刑逼供，受尽折磨，病情日重。
几天之后，敌人没有捞到任何证据，又把他们夫妻两个放了出来。他们又一次逃出魔掌，死里逃生。由于他们身无分文，在贵阳又举目无亲，不仅无法立足，而且更无力开展工作。两个人商量后决定先离开贵阳，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听取进一步的指示。
夫妻两人拖着病弱之躯风餐露宿，辗转千里，千辛万苦从广西、广东、香港，最终到达上海。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被罗明的堂弟告了密，再一次进了监狱。原来，罗明的堂弟是一个瘾君子，当他得知罗明、谢小梅的消息后，为了得赏钱买鸦片，立即向国民党警察局告了密。二人不久即被捕入狱。
在敌人的非人折磨下，罗明的病越来越重，生命堪忧。经上海的广东同乡多方奔走斡旋，罗明被保释出狱治病。上海是不能再呆下去了，他们夫妇二人又一次踏上了艰难的征程，回到罗明的家乡休养调理，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明和谢小梅秘密回到以前工作过的地方闽西根据地，继续寻找党的组织。可当地的组织以久未同组织联系为由，拒绝恢复他们的组织活动。实际上，是因为“罗明路线”仍没有定论，他们怕承担责任。他们只是建议罗明、谢小梅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回广东大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罗明、谢小梅把不被承认不被理解的痛苦深深埋藏在心底，回到广东大埔。罗明在当地的百侯中学任教，继续抗日工作。
1943年，中共南方局机关设在大埔的联络点被叛徒出卖，罗明、谢小梅不得不又一次秘密转移，躲避敌人的追捕。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共高潮，组织上通知他们去南洋避难。1946年夏，夫妻二人到了新加坡，罗明从事教学工作。1949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败局已定，他们才又回到广东。
颠沛流离的生活磨砺了他们的爱情，不论生活多么艰难苦涩，命运如何升降浮沉，他们都相携相抚，不离不弃。
跨跃“雷池”的爱情
长征路上，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女红军没有谈恋爱的不许谈恋爱，已经谈恋爱的不许结婚，结了婚的不许怀孕生育。当然大多数女同志都能够遵守，可刘彩香却越过了“雷池”，惹出一段令后人哭笑不得的趣事。
那是到遵义后的一天傍晚，女红军们上街搞完宣传之后，陆陆续续回到临时住处吃饭、洗衣、洗漱，劳累一天早早准备睡觉，忽然伙伴们发现刘彩香不见了。邓六金说：“我想她也许有什么事情吧，说不定过一会她就会回来的。天也不早了，我们先睡吧。”
熄了灯，大家很快沉沉睡去。可谁知一觉醒来，仍不见刘彩香身影，她的铺位上依然空空如也。这一下，女红军们可炸了锅，纷纷嚷嚷着要分头去找。
这时，细心的李坚真突然想起什么，她安慰大家说：“别紧张啦，不会有事的，大家接着睡吧。”
李坚真说得大伙一头雾水，闹不清她是什么意思，大家仍然着急去寻找：“这种时候，哪还睡得着？不管怎样也要寻出一个结果来，大家才踏实。”
“你们也不想一想，我们几个踏实了，乱哄哄出去找，还不把部队吵吵个底朝天，大家就甭想休息了。再说了，什么头绪都没有，半夜三更哪里去找？如果她逃跑了，我们也追不回来；如果她没逃跑，明天一早，她自己会回来，大家说是不是这道理，都放宽心快睡吧。”李坚真说完，倒头睡去。大家不再说什么，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陆续躺下。
第二天，李坚真早早醒来，轻轻叫醒危秀英，悄悄地说：“秀英，你快起来！我让你起来找她去！”危秀英一骨碌爬起来，问道：“到哪里去找？昨晚上你不说没地方去找吗？”
“我不是怕闹得满城风雨嘛，你快去九军团找参谋长毕占云，让他把刘彩香交出来。”李坚真一板一眼地说。
危秀英恍然大悟，当即赶到九军团毕占云的住处，刘彩香果然在。危秀英沉着脸二话没说，上前拉起她的胳膊就走，刘彩香转过头看了一眼毕占云。毕占云举起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正好成了一个告别的姿势。
刘彩香被带回临时驻地时，大家早就起了床，一见刘彩香进来，马上正襟危坐。刘彩香一看这架势，知道自己闯了祸，就低头站在姐妹们面前，等着大家的批评。
大家也不客气：“你去看毕占云，就是谈恋爱，想没想过违反了规定？”“看看也就算了，可你为什么夜不归宿？”
“都是我不争气，让感情弄昏了头。我对不起大家……”说着，刘彩香流下了愧疚的眼泪。“我保证，从现在起，我天天和大家吃住在一起，再也不和他见面了。大家可以监督我。”刘彩香表示决心说。
“我们大家说你骂你，那是为你着急，可我们并不想为难你。只要你能遵守你的保证，我们就不再提这件事了，事情仅由我们在座的几个人知道就行了。”
“谢谢姐妹们……”
“怎么谢我们哪？到时候可别忘了请我们吃喜糖啊！”有人打趣说。
（孟东／文，摘自《党史博览》）